1938年初春，广德以北的丘陵还在冒烟。被炮火熏得黑乎乎的山墙下，川军第144师的官兵正往脚上缠稻草绳，一边嘀咕：“兄弟们，鞋底又穿个洞。”几个月前，他们和日军短兵相接，从闸北一路血战到吴淞，再转进大别山，草鞋磨烂了，一双接一双，却硬是把“模范师”的牌子扛到了前线。
追根溯源，这支被称作“川中王牌”的队伍是刘湘在1927年亲手打造的精锐。那时的四川军阀割据，各路军头花样百出，唯有刘湘舍得下血本：德国顾问、进口毛瑟、每名士兵两套棉军装。冠以“模范”二字，不单是为了面子，更是要在西南山城立一面能打仗的旗子。第一任师长郭勋祺，出身行伍，雷厉风行，把这批巴蜀子弟操得能在泥潭里匍匐、也能在山道上奔袭。
淞沪会战结束后，144师奉命南调，守在皖南山区。那里是新四军的活动地盘。郭勋祺心里明白，枪口得对着日本人而不是同胞，于是常常与新四军交换情报、互通药品。夜里两边联络员摸黑对暗号，“兄弟，哪边有伤员？”——“往竹林这头送来，我们的药够分。”在烽火连天的皖南，这样的默契像篝火，虽小却亮。
可是，好景不长。1939年9月，重庆来电，说郭勋祺“有通共嫌疑”，调他去陆军大学“深造”。口气客气，实则削兵权。主心骨一抽走，144师陷入派系角力。几任继任者或安稳度日，或暗暗盘算，昔日一盘棋的“模范师”渐现裂缝。
1941年底，顾祝同筹划“皖南事变”，盯上144师。理由简单：这支部队与新四军关系太近，若逼他们出手，就能切断旧情、逼其站队。于是，一纸命令，把师长唐明昭推向前台。唐明昭原本就想借机上位，巴不得立功。可枪声一响，新四军突出重围，副军长项英脱险。顾祝同大怒，当面拍桌：“饭桶！你是不是眼里还有他们？”唐明昭挨骂后索性请辞，不玩了。
舞台空出，430团长张昌德抢先登场。他早年是袍哥，心狠手辣，瞅着师长椅子直冒绿光。唐明昭的虎皮刚脱，张昌德披上去，自称代理师长。南京旋即派黄埔五期的柏良空降“正任”，并刻意强调“也是四川人”，似乎这样就能消弭矛盾。张昌德暗笑：“凭啥让他来摘桃子？”一声令下，哨兵在半道“请”回了柏良，枪口朝上，脸上却挂着客气的笑。
消息传到南京，顾祝同怒火中烧，却暂按兵不动。他清楚外来打压容易激起川军的抱团本能，不如让川军自己动手。于是，他找到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。这位“唐二瘟”与潘文华系宿怨已久，早就觊觎“模范师”的军器与编制。互递眼色，一场里应外合的内讧成形。
1942年冬，唐式遵以“整编”为名，调集所属9个师把144师层层包抄，战线从铜陵北麓一直拉到长江南岸。日本人远远看戏，甚至出动飞机在高空盘旋窥探。对峙中，张昌德成了瓮中之鳖。硬拼？无异自杀。突围去找新四军？刚在皖南动手，如今回头无门。再想一想，他更怕自家四川兄弟的刺刀砍在自己身上。摆在面前的，只剩一条路。
顾祝同的使者又来了，语气轻飘飘：“张师长，若是另投东洋，事成之后，依旧有你的位置，抗战胜利再回头也来得及；可一旦走错一步，可别说上峰翻脸不认人。”张昌德听得浑身发冷，却也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1943年4月，144师在铜陵集体倒戈，改称伪“第四路先遣军”，枪口自此对外，却失了灵魂。
“模范师”当年凛然英姿只剩灰影。川军老兵提起此事，往往沉默。有的说：“那是被逼的。”有的骂：“败家子！”然而，战场的残酷不会因为谁的无奈而停歇。被征入伪军的士兵，很多人三年后在抗战大局翻转时倒在自己兄弟的枪火下。日本投降的喜炮声中，他们早已没了退路。
1945年9月，重庆解放碑下人山人海，红旗飞舞。张昌德却穿着熨得笔挺的国军少将礼服，风风火火回到了成都。有人问他怎么还有脸回来，他甩一句：“我是奉命曲线救国。”当天傍晚，他来到刘湘故居，想给自己再披一件川军旧日荣光。不想门未入，刘湘遗孀刘甫婆扬手一个巴掌，“你把大帅的兵糟践成什么样子！”街坊听见动静，指指点点，张昌德狼狈而逃。
后来几个月里，他四处递状子，要讨回“被非法查封的财产”。这一折腾，报纸舆论沸腾，安徽灾民的血泪控诉信雪片般涌进南京。情报部门查账后，连熟识的政客也犯难。1947年5月，军事法庭宣判“通敌叛国”，枪决于南京雨花台刑场，据说行刑前，张昌德还问：“真没人替我说句话？”无人回应，警卫只是冷冷吩咐：“跪下！”
弹响过后，144师的旧旗帜终成故纸。刘湘曾经的荣耀，被内斗撕碎。唐式遵却没因“剿灭”同乡而得志，1949年西南剿匪败走台湾；顾祝同也在同年携家人飞离成都，客居香港。档案里写满他们的勋略，却对逼降一事只字未提。卷宗尽头，关于“谁让模范师走到那一步”的问题，始终空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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