🌬1977年秋，知青王建全因招工要去体检，他喊上女知青杜玉娟：“姐，我都要走了，你陪我去呗？”知青点就剩他们两人，杜玉娟就满口答应：“好！”谁知到了医院，杜玉娟才看见表上写着她的名字！
1969年春天，天津姑娘杜玉娟响应号召下乡去河北四岳大队，那时候她才十七八岁，满脑子都是建设新农村的美好理想，根本没想过自己要在那里待八年。
八年啊，身边的同伴一个个被招工带走，有的回了城，有的进了工厂，唯独她还在村里杵着，原因很简单——她的家庭成分有“问题”，每次返城名单下来，念到她的名字就像念了一段空白。
到了1976年末，四岳大队就剩她一个知青了，上面看她一个姑娘家单独住不方便，把她调到了邻近的次花二队。
次花二队有三个男知青，听说要来新伙伴，特意杀了一只大公鸡给她接风，那个叫王建全的小伙子最积极，抢过她的行李就往屋里走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英楠姐，快沏茶，新来的玉娟姐到了！”
杜玉娟愣了一下，明明她比王建全大不了多少，怎么就成了“姐”？
后来她才明白，这个比她小一岁的男生已经在村里干了八年活，每次返城指标下来，他都让给别人，时间一长，大家都叫他“傻子建全”。
王建全的逻辑很简单：女同志先走，男同志再等等，可这一等就是八年，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跳出了农门，他还在地里刨食。
1976年底，供销社有个售货员的名额，杜玉娟觉得非王建全莫属，他干活最勤快，人缘也最好，结果上面定了张英楠，王建全倒不急，摸着后脑勺说：“女同志优先嘛。”
张英楠走了以后，就剩三个人了，杨继东、王建全、杜玉娟，1977年春节，三人决定留守知青点，把养了大半年的猪杀了，给周围的老乡每家送了点肉，老乡们也不白要，一筐筐的白面馒头、炸豆腐、脆丸子又塞了回来，那个年过得比城里还有滋味。
过完年，杨继东也调走了，知青点就剩杜玉娟和王建全两个人，活儿全被王建全包了，挑水、劈柴、喂猪、种地，一样不让杜玉娟碰，杜玉娟想搭把手，他就把她往屋里推：“你是女娃你是宝，我是你弟，照顾姐是本分。”
日子就这么过着，两人的称呼也从“玉娟姐”变成了“娟子”，有时候杜玉娟想，这小子该不是傻吧？可看着他在地里挥汗如雨的背影，心里又莫名地疼了一下。
转机出现在1977年秋天，上面下来文件，返城不再看家庭成分了，只看出工天数，这消息对杜玉娟来说简直是天降福音——她这些年在地里的工分够换一张回城票了。
可她高兴不起来，按资历、按工龄，这名额怎么也该是王建全的，他在村里待了八年，她才来一年。
王建全却像早就想好了似的，开始软磨硬泡：“姐，你是女孩。我要是一走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山沟沟里，哪能过日子？活法不成，还是你先走一步去等我。”
杜玉娟死活不同意，两人僵持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王建全偷偷找了队长，把体检表上的名字换成了她的，所以才有了一开始的那一幕。
体检那天，王建全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姐，陪我去走这一趟呗？”杜玉娟想，最后一哆嗦，陪陪也好，可到了医院她才发现，自己才是那个被“陪”的人。
杜玉娟当时就哭了，王建全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，好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你回了天津后，能不能先别急着谈对象，等等我？”她红着脸点了点头。
临走那天，王建全花了半个月的工资，买了个印着大红花的搪瓷杯送给她：“姐，留个念想。”杜玉娟接过来，眼眶又红了。
她上了火车，他在月台上挥手：“娟子，等我！”
杜玉娟回到天津，整天魂不守舍，她妈问她怎么回事，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那只搪瓷杯被她放在床头，每天都要擦一遍。
转机出现在1978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杜玉娟报名了，王建全也报名了。
结果出来那天，杜玉娟正在天津街头逛商店，忽然听见有人喊她名字，一扭头，王建全正朝她跑过来，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，笑得像个傻子。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“天津大学。”他把通知书往她面前一晃，“说了让你等我，这不来了？”
杜玉娟愣住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她伸手捶了他一下：“你这个傻子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后来的事就简单了，两人一起念大学，一起毕业，一起走进了婚姻殿堂，结婚那天，王建全拿出了那只印着大红花的搪瓷杯，杯底还刻着四个字——“回城记”。
“娟子，这杯子跟了我好多年，今天还给你。”
杜玉娟接过杯子，泪眼朦胧中看见王建全的眼眶也红了，窗外是1979年的阳光，照得人心里暖洋洋的。
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吧——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，没有海誓山盟的承诺，只有一个傻小子用八年的等待换来了和心爱姑娘的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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