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，周恩来亲自点将，将许明调到身边工作，她先后担任总理办公室秘书、副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。在秘书的岗位上，许明勤勤恳恳工作了13年，她成为了周恩来处理政务的重要助手。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后，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许明受到了冲击，其中的直接原因是她得罪了江青。
许明和江青之间的过节可以追溯到50年代，当时江青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，有一次审查电影，她要许明去参加。在讨论电影《武训传》和其他一些电影时，江青原以为许明会附和她，帮她“抬轿子”，谁知许明却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这些意见原本是十分中肯的，但自以为是的江青却根本听不进去。后来一些被江青否定的电影却被周恩来看好，江青又怀疑是许明在周恩来耳边吹了风，她对许明更加怀恨在心。
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，江青问总理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：“童小鹏，许明是彭真安排在总理身边的一颗‘钉子’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江青
童小鹏和许明在一起工作多年，彼此都很了解，就解释说：“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我是知道的，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，进城后她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。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。她分管文教，与彭真没有直接工作上的往来。当然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，有时开会，总理派许明去旁听，许明听了之后，回来要向总理汇报。这属于正常的工作关系，我看不出她是彭真安在总理身边的‘钉子’。”童小鹏的话使江青很不高兴，她听后气呼呼地走了。
不久以后，许明再次得罪了江青。有一次江青给周恩来打电话，前前后后啰嗦了一个多小时，许明等几个秘书只好拿着急需处理的文件守在办公室门外，等待周恩来批阅。当江青终于挂断电话，周恩来忙着处理事情时，心直口快的许明拿起电话打给江青说：“请首长以后打电话能不能简洁一点，总理实在太忙了……”许明话还未说完，江青那头就挂了电话。
“运动”开始后，许明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，针锋相对地抵制林彪、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，她为保护革命干部，保卫国家机密，反对打、砸、抢，维护社会秩序做出了可贵的努力。
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，周恩来派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接待工作。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新贵们经常要到接待站去，向红卫兵们灌输他们极 “左”的那一套。当时在红卫兵中流行一首打油诗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；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养儿打地洞。”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成员戚本禹听了很高兴，但多数红卫兵却不同意，说这是 “唯成分论”，两派持不同观点的红卫兵为此在接待站展开了辩论。
戚本禹
戚本禹见状，就将打油诗改了一下，还对正在接待站的许明撒谎说，这是陈伯达改的。当支持原来打油诗观点的红卫兵责问为何要改打油诗时，诚实的许明就告诉他们说是陈伯达改的。陈伯达是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组长，说是他改的，红卫兵们自然无话可说了。
陈伯达知道此事后，十分不满，他以自己到接待站后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，在江青面前告了许明一状，江青正在罗织许明的“罪证”，立即如获至宝，她马上写成材料告到毛泽东那儿。当时“运动”的火才刚刚烧起，毛泽东不能容忍有任何阻碍，就直接在材料上批示“此人（指许明）不适合做接待工作”，并转交周恩来处理。
陈伯达
毛泽东的批示被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后，西花厅的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可能看到的，但许明有条件看到。许明在反复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后，心里害怕极了。
就在许明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，他的家人也都受到了迫害：许明的丈夫、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扣上了“反革命分子”“特务分子”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等罪名，并被红卫兵揪斗、监视和关押；许明的小儿子孔丹因为组织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，专门制止武斗和打砸抢，被江青抓进了监狱；许明年迈的老母亲竟也被红卫兵抓走，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搞得支离破碎……
最终许明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崩溃了，1966年12月23日，她为了解脱痛苦，服下了大量安眠药。许明去世时，年仅47岁。
许明去世前，留下了一封遗书：
总理、大姐，多年来受到你们的培养、照顾，在我弟弟被划为右派时，你都没有把我调离总理办公室。现在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，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，看来我这次是游不动了……但是，我是无罪的！我丈夫孔原是无罪的！我儿子丹丹也是无罪的！
孔原
1979年4月30日，中共中央为许明举行了追悼会，党和人民为她平反昭雪。悼词中说：“文化大革命初期，许明同志坚决抵制林彪、陈伯达、‘四人帮’一伙反革命的倒行逆施，从而引起陈伯达、江青一伙的极端仇恨，对许明同志罗织罪名，进行诬陷和迫害。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为保卫敬爱的周总理，许明同志在林彪、‘四人帮’的淫威面前，表现了刚正不阿的革命节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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